城市的“童年照”-作者：冯骥才

shiyi

2013年2月7日《今晚报》今晚副刊

城市的“童年照”（《老天津的最早影像》代序 ）

作者：冯骥才

这里所说的城市的“童年照”，是指人类有了照相术之后，最早被拍照下来的城市影像。

那时的相机稀缺又昂贵，照相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所以世界上所有城市的“童年照”都极其有限与珍罕。

人类在1883年研制出胶卷，随后发明了第一台可以携带的相机；开始并不普及，直到1900年照相术才在欧洲传播开来。但远在东方的一座海滨城市天津却是幸运的——它早在1900年之前就有不少自己的“童年照”了！

这个“幸运”从何而来？

首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后，天津被迫开埠与开辟租界，外国人来到天津。1895年前后，一些执有照相机的各国传教士、商人、随军记者，以及带着冒险精神的旅游者在陌生的天津看到了迥异于他们西方的另一个世界，天津独特的地貌人文也令他们极感兴趣，他们便举起手中的相机把这些新奇的景象拍摄下来，天津就有了最早的“童年照”了。

同时，天津作为刚刚建立的通商口岸，国际邮政必不可少。自从1869年明信片——这种十分便捷的通邮由奥地利开始采用，很快成为西方最受欢迎的通信方式。在刚刚流行起来的明信片印上刚刚诞生的照片就更加时髦；照片和明信片是当时共生共荣的两种新事物。这样，充满“异国风情”的照片——天津的“童年照”就十分自然地被印在明信片上了。

各种机缘巧合，造就了天津这种特殊形式的城市的“童年照”。

明信片成了天津最早影像的载体，也是天津形象“走向世界”的传播工具。

于是，天津地方的胜迹、风光、街景、高楼、名桥、奇风、异俗以及世态百相与五行八作都被印在明信片上；在天津的外国人还把他们兴建的租界景象也印上去，寄给他们各自远在家乡的家人和友人。

近代最早被西方强迫开埠的一些城市如上海、武汉、广州的形象都曾出现在明信片上，其中最独特的当数天津。一是由于天津的租界多至九国，各自为政，建筑及其面貌与气质各具特质；二是近百年的天津是中西冲突的前沿，明信片鲜活又充分地映出这些历史剧变的景象。

为此，天津“童年照”的明信片一直为集邮藏家所倾慕。我曾见过两位天津邮品的收藏家——哲夫先生和美国人麦克先生的藏品选集，已令我吃惊不止。然而这次一位地道的本土藏家赵建强先生捧出了他的藏品，叫我见识到小小的明信片居然包藏着如此宽广又丰富的老天津的历史形象。

集邮是赵建强先生的业余爱好。他开始涉猎广泛，近八年他倾力倾心于天津——特别是天津的早期明信片，不仅数量惊人，多达四五千之巨；而且精粹珍罕，恐怕很难有人与之匹敌。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天津。7月14日天津遭到世所罕闻的血洗城池的浩劫。此后天津老城判若两地，连天津城墙也在1901年因《辛丑条约》的签订而被拆除了。这里选用的一批1900年之前的天津影像的明信片，应是世上仅存的古老天津的死面相了。比如天津的城墙和门垛、城楼、城门、鼓楼、街巷、文庙、炮台、海光寺、潮音寺、望海楼、北洋机器局、武备学堂、大清邮政局、北洋大学堂、三岔河口、戈登堂、德国俱乐部等等以及清代末期的种种人物的姿容与神态；这些影像是极其珍贵的。如果没有这些照片，我们能单凭文献想象出老天津这些确凿的景象来吗？

赵氏所藏明信片的年代基本上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其中，特别可贵之处是，往往是一处景物多种角度，比如天津鼓楼，从东门里、西门里、北门里和南门里四个角度拍摄的都有，放在一起，使我们如在百年前老城中心转上一圈。再有，便是一种事物的不同阶段，比如金汤桥，由早期的渡口与浮桥，到几经改建，直到当时颇为先进的平转式开启桥；从这些不同时期发行的明信片可以将城市的历史进程看得明明白白。

赵氏珍藏的这批明信片，不仅大大增添了天津题材邮品本身的厚重，还填补了许多历史事物图像的空白，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历史信息。照片信息是文献信息不能代替的。照片是纯客观的，同时又是形象和直观的，它把我们一下子带进时光隧道，实实在在地看到和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城市的昔日与童年——尤其是这些景象绝大部分都已面目全非甚至消失不在了。

这便是这本图书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于是，今晚报将它作为蛇年的重礼，精心装点，馈赠读者，以贺新年，同时为我市独有的贺岁书添光加彩，增其厚重。

有读者问：“今晚贺岁书”已出了九本，是想一年一本把十二生肖全出齐吗？

正是！读者的想法正是编者的想法。最好的书都是编者与读者的不谋而合。我们将会锲而不舍，再接再厉；今年蛇版，明年马版，后年羊版，只待猴版问世，将是全书的剪彩大吉。